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通过从罗马传统到中世纪再到18世纪详实的史料考察和细节分析，得出在国家与社会二分基础上、孕育在中世纪世俗王权与贵族政治母体内的第三结构，公共领域，是推动现代民主政治秩序形成的重要社会基础。
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中，严格、规范、公正、文明行政执法的建设目标理应包含其中，而且成为现代化强国的美好部分。行政执法既作为国家行政管理力量的建设，同时又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凭借力量，对于国家综合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可以凭借的基础性支撑力量。
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健全强有力的行政执行系统，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即瞄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期目标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远景目标而进行改革规划。所谓文明是指执法者文明的形象，是对人的一种态度，是执法对象最直接的感受，文明执法要有礼有节、以理服人。行政执法改革是依法行政的具体载体，是政府改革的具体途径。十四五时期更加重视平安中国的建设，这就需要加强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全面提高公共安全保障能力。
所谓公正就是公平正义，对执法者来说就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修订的《安全生产法》今年9月份开始施行，一定要按照最新的法律规定，做好安全监管和事故、灾害防范。经过2017年的修改，《行政诉讼法》允许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在该案中，应原告申请，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就国家工商总局文件《关于申请注册新增零售或批发服务商标有关事项的通知》第4条关于过渡期的规定是否合法作了审查，但不涉及其他条款。法院发现规范性文件可能不合法的，才去听取制定机关的意见，倾向性又过于明显。所谓文明是指执法者文明的形象，是对人的一种态度，是执法对象最直接的感受，文明执法要有礼有节、以理服人。[6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做好行政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09〕38号）。
按照学界的通常理解，行政规范性文件可以分为行政创制性文件、行政解释性文件、行政指导性文件等类型。双向六车道的城市道路限速40公里/小时，原告因车速62公里/小时而被罚款并记12分[79]。
尤其是当文件制定机关不是案件被告，而它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该案中受到审查，文件制定机关能不能、应不应参与诉讼？以什么方式参与诉讼？ 《行政诉讼法解释》第145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对规范性文件审查过程中，发现规范性文件可能不合法的，应当听取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的意见。[78]参见顾荣双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普陀分局工商登记管理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沪二中行终308号行政判决书。所以，允许法院审查地方党组织制定的行政管理内容的规范性文件，是一种更合适的选择。这两种情况都已经超出通常所说的党内法规党内规范性文件的范围[37]，可以视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法院应当有权审查。
有的裁判文书碰到这种情况，会说本院对该规范性文件不予审查。法庭之友可以以书面方式向法庭提交意见，也可以经合议庭许可，在开庭审理时口头表达意见。二是，在对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时应当作何理解？法律规定的意义在于促请原告尽可能早地提出审查申请，以便于法院开展审查，也便于被告和文件制定机关有针对性地答辩。典型的是，发现程序违法，就不审查实体问题。
与具体行政行为不同，规范性文件审查的政策性较强，而且往往涉及普遍性的事实。[86]谢弗朗原则的公式是：在制定法的含义不明确的情况下，行政机关的解释只要说得过去（reasonable），法院就应当适用。
什么情况下，文件制定机关应当参与？实践中，制定机关主动申请出庭陈述意见的情况，估计极少会出现。姜明安：《行政诉讼法》（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2页（对规范性文件明显不当也应审查）。
党政联合发文是中国国家管理中的常见现象，法院能否审查一直是个难题。第二种情况是，如果法院根据其他要素，足以认定被诉行政行为违法的。而《商务部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办法》（2018年）则规定，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应当根据具体内容确定，一般使用办法规定通知决定意见公告等名称，但不得使用法条例。[9]参见宋某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职责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1677号行政裁定书（对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的前提是本诉成立）。行政诉讼实践中，已有多个此类例子。不少公众非议的做法，也是规范性文件要求的。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落实对规范性文件的监督，而法院监督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但如果法院对该文件的合法性作了审查，也是无可非议的。
前注[4]，卢超文，注释（3）（在651个申请审查案件中，法院以没有关联性为由拒绝审查的多达205个）。[59]法院系统过去几年探索的异地管辖和跨行政区域管辖，也为规范性文件审查提供了更多选择。
[64]检察机关发现行政诉讼涉及的规范性文件存在合法性争议，可以主动要求参与诉讼，法院也可以建议其参与诉讼。最后，适用法律、法规、规章也需要考虑法律精神和社会效果。
如果法院一味迁就，显然无法实现上述宗旨。[28]据此，行政机关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或者答复意见，虽然没有创制规范，但属于规范性文件。实践中法院听取文件制定机关意见主要采取书面方式，文件制定机关的意见有的不向当事人公开，不在判决书中说明，严重损害了原告一方的知情权和诉讼平等原则。[22]参见前注[7]，梁凤云书，第43页。
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前，王庆廷曾对上海部分法官做过调查：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没有异议，近一半的法官表示不会审查。理由之二是实质合法的理念。
[65]相关讨论，参见于立深：《行政立法性事实研究》，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6期。2015年9月，该院审判委员会全体7位委员共同开庭，对一起行政诉讼案件涉及的规范性文件（国家商标局的《关于申请注册新增零售或批发服务商标有关事项的通知》）进行审查，并随后单独就该问题作出认定。
其实，法院已经对该规范性文件的可适用性进行了审查，但因为决定不予适用，所以不再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前者是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题中应有之义，后者则是法院顺便而为。
[66]该认定标准以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为依据，体现了有法必依、唯法是从的形式法治逻辑。[31]在邱林诉中山市城乡规划局案中，法院亦倾向于认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的是特定、具体的空间对象，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特定行政相对人产生影响，因而不属于应当一并审查的规范性文件。如果按照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以规章为参照的含义来理解，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不能作为行政行为的依据。法院认为，原告指认的条款系生猪退养补助的政策，不是被告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的法律依据，故决定对该规范性文件不予审查。
（四）未履行法定批准程序、公开发布程序，严重违反制定程序的。而基于评选机构的专业判断等理由，法院认可了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有待完善，应增加明显不当标准。《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款可以解释为包含这一内容，眼下需要的是政治上的确认。
温斯伯里原则要求：行政机关裁量范围内的决定原则上不受法院干预。但在实践中，有的法院发现了一种足以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形，就不再讨论其他情形，从而回避对其他情形涉及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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